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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与公益:我生活中的另一角色

2009-02-01 18:56:00 来源:书摘 濮存昕 我有话说

濮存昕

作为演员,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,用我父亲的话说我,是碰到好时候了。多么开放而多元,只要你有能力,有得是空间自由竞争自由发展。当年我们的父辈,专于一艺,只能做一件事情,而现在,我们能干八件事情。机会很多,这是社会的大进步。我也是在这样的机遇中,进入了商业层面,挣钱比父辈多多了。因为你是知名演员了,人家需要你为它的产品做媒介,用你的形象来推广品牌。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,你只要花出一点精力,出席一个活动,往那儿一站,这事儿就成了,你有了舞台之外的社会功能。这是事情好的一面。

我第一次接广告,拍的是日本的NEC电器,他们看了电视剧《英雄无悔》,就选择了我。第一次去银行取十万元钱,我心里怦怦直跳,毕竟是第一次呀,见钱眼开,又不禁心虚,怕有人打劫。

惶恐之余,有些兴奋,有种成就感,可还有点不自信。有一次,在云南昆明参加一个品牌的新闻发布会,有记者用了一个词,把我的火给兜起来了,他说:“你是不是因为拍这条广告,成为了暴发户?”我当时反问他:“你是什么报的?”他说出了自己报的名称,我接着说:“我还以为你是小报记者呢!”现在看,这是我对财富承受不起的反应,首先不确定这事儿是好是坏,所以别人说你富,你就会觉得他不怀好意,不由自主想争辩:“当你们家还住在没有阳光没有卫生间的房子,上厕所要走五十米到公共厕所的时候,你就觉得应该创造财富养家 口,让你的家人住上有阳光有卫生间的房子。”我说这些话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激动起来了,也可能是长久地饱受住房之窘的积郁爆发吧。那房子的确很寒酸,又小又不隔音,说句不好听的话,做爱都得憋着气,就这么憋了十年的气儿,现在我通过拍广告改善生活条件,难道不应该吗?

这是广告曾经给我带来的不快活的记忆。后来谢晋导演也曾因为我拍广告批评过我一次,他担心观众以后记住的是我的商业形象,而非艺术形象。我非常感激他对我的提醒,但也有些不以为然,还是继续接拍广告,名和利在今天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,就像星星,好看,总向你眨眼睛。

有段时间,很多人批评我也商业化了,观众也有骂我的。有一个观众还把我的一个广告形象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寄给我,在旁边写上:不要脸,哈巴狗,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。我当然很震动,毕竟脸皮薄啊,这么严厉的批评,没挨过。但是往正面想,又有些理解,他们是在乎我才这么做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观众希望你维护自己的形象也没错。这以后,我选广告就很谨慎,药品广告、房地产广告从来不接。甚至有家航空公司邀请我做形象广告,还有那年全运会形象代言人以及各种城市、旅游景点的形象大使广告,我都拒绝。信息化时代,太多地方希望你做吆喝的形象,但我已经知道深浅。一件事你参与进来,就要为它负责。这责负不了,就别揽。

至于做公益活动,别人都觉得这是我人好的表现,在为这个社会尽心尽力,但在这里我坦白地说,做公益对演员来说,有名又有利。这个社会总有好事之人,会想着给别人找碴儿,我要是被人惦记,也不是没碴儿可找。人都有缺点,我承认这一点。看刘心武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讲《红楼梦》,讲贾宝玉,正邪二气,他说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正邪二气。我想自己也如是,虽然现在外面对我的赞誉很多,爱心大使啦、好演员啦,那我身上的邪气在哪里?我只能说,我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善良与美好,我隐藏着丑陋与罪恶。我能藏着不被人看见,那是我的修养,我能控制住。我不是不会骂人,也不是不会偷盗,我也会伤害人,可是我能控制住。我也有隐私,对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人生课题,道德、伦理,包括人性丑恶的一面,我怎么能不知晓,要不然我怎么能演《建筑大师》中的那个索尔尼斯呢?

演员这个行当多幸福啊,潜意识中那些幻觉,都可能在你碰到的角色中体现出来。如果不敢将那些幻觉中的东西传达出来,就会缺少角色的生动性。人性中最隐秘的,不可言状的,每个人都想探究的那部分,一个好演员应该充满幻觉,对世象与人心,有想像力,而且甚至是变形的想像力。

2000年开始,我受卫生部之邀做预防艾滋病宣传员,我想这是国家的需要。这么大一件事情,联合国都专门为它建立了机构,我能为这件事出力,应该的。紧接着意识到:原来我的社会影响力,在演员之外,在商业之外,还有公益空间,这个社会原来有这么多的公益舞台,等于又到了更大一个空间施展能量,对自己的生命又增添了更多的自信。当然,大家也未必都这样看待我。2001年我在青基会设立个人账号,建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爱心基金。央视的王志采访我时,就直接问我是不是想借这件事堵住别人的批评。我说,确实从那时开始,批评我拍广告的事听不到了,但我也有单纯的动机,就是集自己力量,也集社会力量,为社会做些事。在青基会设立个人账号,等于我可以在自己的名义下做些实体的事了。这就和简单的呼吁呼吁不同了,能具体地救助一些受艾滋病困扰的人,有个人的慈善项目,意义还是不同。比如,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,我们早就在做一个项目,每年邀请遥远的黑龙江边、我原插队农场学校的30位优等生到大城市开眼界,这中间的资金是我给曾经下乡的农场做广告换来的,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三年了。

我做预防艾滋病宣传员,到南京做宣传,一个老太太一下子记不起我的名字,指着我脱口而出:艾滋病那个东西。大家哄地大笑,原来看到我,能一下想到艾滋病。因为做这些宣传,我听到他们用各种方言叫我的名字,上海人叫我就变成“不称心”,我也不反感这件事,谁得了艾滋病都会不称心,这说明你的公益形象深入人心了。

最近十年,我在电视剧上并没有多少作为,拍的戏不多,但还是有较高的知名度。我想,是得益于观众在公益空间继续在关注我。为北京奥运会拍的迎奥运、讲文明、树新风,“个人前进一小步,社会就会前进一大步”,这条公益广告深入人心是因为我说的广告语表达了多少人想说的话。这些社会影响力,都在把谢导的担心转化成正面的事情。演员这行当我没耽误啊!仔细想,何尝不是一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的转换与完成。

演艺、公益、广告这些事情,彼此是有关联的。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公益的事,接起商业广告才会坦然。又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形象好,在广告空间的信任值比较高,与我合作的这些企业还在长年聘我,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检验。再进一步说,因为做商业广告,获取了一些利润,帮助别人才有底气。做公益,去帮助人,不需要我砸锅卖铁,卖房卖地,不会成为我很大的负担。当然力有不及或道理上说不通的我也会拒绝。无论公益也罢,广告也罢,我都不希望自己为此所累,不希望因此而耽误我在演艺方面的追求。

到现在,我也没有所谓经纪人、助手、经理、公司等,我是靠直觉做这些事,把它简单化。接广告,我只做几个基本判断:你做这件事的愿望要感动我,这个产品的市场影响会是好的;我这边,也有精力做这件事。那么好,谈个彼此合适的价格咱们合作。我不会费太多精力讨价还价,基本一个回合。行就行,不行就不行。放弃了也没什么遗憾的,绝不强求。终究我是个演员,得把精力节约到创作中来。

前面讲过,因为广告,我曾经和云南的某个记者起过冲突。现在反省,与我心态上的不成熟有关,化不开这件事,先生了反感,才会有后面的冲突。

说到我和观众之间的故事,我至今还怀念当年一位女观众给我的来信。信中她只是说:每次回国,都会看看人艺的演出,看到我还在演出,就知足了。这种淡淡的交情让我感怀于心。我还忘不了为我送《舒婷诗选》的那个人。我在书店问有没有这本书时,我想她肯定在旁边听到了,所以会将这本书放在人艺的传达室。没有留名,只夹了张纸条,大意是说很愿意有人与她分享诗歌之美。我喜欢与观众有这样的联系。要是被人簇拥着,人家都在凑热闹似地让你签名,你说能舒服吗!

现在我越来越觉得,很多东西是争不来的。虽然这个时代老在激发你去竞争和获取,其实争是争不来的。有一个观众,在写给我的信里也说,唯其不争,是故天下不可争也。弄了半天这是《道德经》里的,现在看,天下的确不是你争来的。所以我在自己的处世哲学中总结出一句话,叫“博观约取,求冠居亚”。什么都是厚积薄发,标准可以高,但一定不能锋芒毕露。

这是我五十岁人生积累悟出的话,这一点,我媳妇看我看得最明白。她说:亏得你小时候腿有病,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。因为你其他条件比较好,肯定会受宠的。偏偏有那点缺陷,所以还有点儿自卑、自尊,挺好。

二十几岁时我不会去想这些道理,但现在我越来越能悟到这一点了。如果事事都露脸,媒体机会太多了。电视台的节目太需要名人撑门面,他们看准你了,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,而是撞了南墙也要把它撞塌,非得求你来拍。但这就要想,云在青天,水在瓶,跟动物一样,不是自己的领地别老去招摇,能不去,就不去,人还是要该干吗干吗去。

(摘自《我知道光在哪里》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版,定价:28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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